熊瑾玎，1886年1月出生于湖南省長沙縣五美鄉（今江背鎮五美社區）張家坊村。1918年加入新民學會，并積極參加五四運動。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。先后在湖北省委、上海黨中央機關工作，并在湘鄂西蘇區任工農革命政府文化部部長兼秘書長。1933年4月在上海被捕入獄，堅貞不屈。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，任《新華日報》總經理、《晉綏日報》副經理、解放區救濟總會副秘書長、中國人民救濟總會監察委員會副主任等職。新中國成立后任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，歷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、二、三屆全國委員會委員。1973年1月在北京逝世，享年87歲。
熊瑾玎在半個多世紀的革命斗爭中，不畏艱險，為黨和人民作出了巨大貢獻。周恩來贊譽他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“擔任黨中央最機密的機關工作，出生入死，貢獻甚大，最可信賴”；老新華人稱他為“紅色管家”，“是新華日報唯一不可缺少的人”。
在革命低潮中加入黨組織
1927年，蔣介石在上海制造了震驚中外的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變。此時的熊瑾玎已接替徐特立擔任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師范學校校長。政變發生后，他參加了長沙10多萬人的討蔣大會，憤怒聲討蔣介石的反革命罪行。湖南省各地工農群眾經過討蔣大會之后，革命熱情更加高漲，工農武裝普遍建立，開展了轟轟烈烈的革命斗爭。但是湖南土豪劣紳和各種反動勢力磨刀霍霍，朝向人民。5月初，駐扎在武漢的反動軍官、35軍軍長何鍵派他的親信余湘三回到長沙，密謀策動反革命政變，決定在5月21日突然發難。21日晚11時，長沙城突然槍聲大作，叛軍分路向省市黨部、省市總工會、自衛軍總部等革命機關猖狂進攻。由于反動勢力突然襲擊，各革命機關均被搗毀、查封。這個事變后來被稱為“馬日事變”。
事變發生當晚，熊瑾玎被槍聲驚醒，披衣起床，想要出門探聽下消息。這時全校的其他師生也被槍聲驚醒，紛紛跑來向他問出了什么事情。熊瑾玎根據近期流傳的反動派將要發動政變的消息，猜想很可能是反動派已經動手了。但他估計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師范學校不是反動派進攻的目標，一邊安慰大家不要害怕，一邊叮囑大家不要外出，以免被流彈打傷。5月23日，許克祥等5個團長以國民黨“長沙救黨運動大會”的名義發出“清黨反共”通電，24日，彭國鈞等為首組成國民黨“湖南救黨委員會”，都以“拿捕暴徒分子”的名義逮捕共產黨員、國民黨左派和其他革命積極分子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很多共產黨員和革命積極分子紛紛離開長沙，躲避起來。而熊瑾玎因擔負著極為重要的聯絡國民黨左派的任務，繼續留在城內。徐特立離開長沙前一再叮囑他要特別小心，白天不要外出活動，并贈送全唐詩120本。熊瑾玎寫詩致謝：“酷熱熏蒸未敢當，犁頭巷里小修藏。唐詩一部供吾目，忘卻炎炎夏日長�！薄袄珙^巷”是熊瑾玎居住的地方。當時國民黨省、縣兩級通緝他，他卻鎮定自若，安閑地吟誦著唐詩。
從5月下旬到10月上旬4個多月中，熊瑾玎除了隱蔽在犁頭巷之外，還常去長治路惠濟車棧樓上唐貽成家、織機街瀟湘酒家熊裕祿家、北門外大王家巷菜農江海青家等處。有的時候是為了約人談工作的事，有的時候是為了躲避敵人的追捕。熊瑾玎之所以能夠在敵人遍布的長沙城中行動自如，這和他平時扶危濟困，深受當地群眾愛戴和擁護有很大關系。有一次，他在湘江岸邊遇到一個衣衫襤褸的中年婦女，抱著一個生病的孩子，放聲大哭。熊瑾玎經過詢問得知這個婦人因孩子生病，無錢醫治，欲跳江輕生。他當即將身上所有的錢相贈，叮囑她趕快回家抓藥給孩子治病。他平時喜歡購置書籍，書店給他一個折子，每次不必交付現金，只需把購書款記在上面，年終一并結算。他常把這本折子送給貧窮學生去買所需的書籍，最后由他一次付款。因為他在別人遇到困難時總是盡心盡力、慷慨相助，所以當他遇到危難的時候，身邊的人也愿意冒險去幫助他，這是他在敵人封鎖嚴密的長沙城能夠行動自如的重要原因。
到了這年10月，因為反動派進一步“嚴厲鏟共”，熊瑾玎的處境更加困難。他經過幾個月的艱苦隱蔽斗爭，深深感到沒有共產黨的領導，革命工作很難取得成就，于是下定決心到武漢尋找共產黨組織。在一個傍晚，經過一番喬裝打扮，熊瑾玎終于混出長沙城，搭上去武漢的火車。到武漢后，他住在漢口五三南里一家湖南人開設的木器店樓上。此時，武漢的反動勢力也很猖獗，報紙上常常登載敵人“破獲共產黨機關”，革命同志被逮捕槍決的消息。在這種白色恐怖之下，熊瑾玎經過多方打聽，到漢口謝弄北里找到著名共產黨人郭亮，毅然向他提出加入共產黨的請求。郭亮也為其精神所感動。經過郭亮介紹，熊瑾玎同其他幾個人一起被批準為中國共產黨員，他被黨組織分配到湖北省委秘書處擔任文書和交通工作，主要任務是收轉各地給省委的報告和省委給各地的指示，接待、掩護外地來武漢的同志。熊瑾玎經過10余年的艱難探索、不懈追求，毅然選擇加入中國共產黨，走上了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的偉大道路。
福興商號的“熊老板”
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，國民黨反動政權用特務、軍事等手段殘酷鎮壓革命活動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斗爭進入艱苦時期。許多黨的優秀干部被殺害，黨的活動被迫轉入地下。1928年4月，由于武漢黨組織屢遭破壞，工作很難展開，熊瑾玎離開武漢，前往上海找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維漢，匯報了武漢黨組織的損失以及他在武漢開展工作的情況。李維漢知道這位早已熟識的熊瑾玎富有理財經驗，穩當可靠，善于交友，是從事秘密工作的合適人選，便要他留在上海擔任中央秘書處會計科科長，以承擔籌集和管理經費的主要職責。同時，李維漢要求熊瑾玎另找地方，建立一個中央政治局開會辦公的秘密機關。
李維漢為什么要囑托熊瑾玎建立這樣一個機關呢？為了縮小目標和防止被敵人一網打盡，當時在上海的中央領導人如周恩來、瞿秋白、蘇兆征、李維漢等人都有自己的住處。周恩來住在愛文義路（今北京西路）一帶。李維漢住在愛多亞路（今延安東路）以南的淡水路，瞿秋白住在福煦路（今金陵西路）民厚南里（今慈厚里）附近，蘇兆征住在福煦路馬吉里。為了方便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中開會，同時保證安全，建立開會的秘密機關成為迫切的需要。當時中央的秘密機關，如中央組織部、《布爾塞維克》編輯部、中央文件處（看文件和起草文件的地方）、中央秘書處等都設在滬中區。熊瑾玎根據中央領導人的住址和中央各機關的分布，認為中央領導人開會辦公的秘密機關也應設在滬中區為宜。
熊瑾玎打扮成一位很有身份的商人，親自去別人介紹有房屋出租的地方查看。他四處選址，最終在四馬路云南路口（今福州路人民廣場口）找到一所門牌為云南路447號的二層樓房（今云南路171號至173號處），經過觀察，熊瑾玎認為這所房屋是設立黨的秘密機關的合適場所。進出這所房屋要經過一條不為人關注的小巷，巷子比較臟亂，一般人不大從這里經過。房子的全部樓面共有三間，一間面積較大，作為客廳，可容納10余人，其余兩間一間作為臥室，一間堆放東西兼作廚房。樓下是一個周姓醫生開設的“生黎醫院”，每天都有很多人來看病，正好可以掩護往來的地下黨員。這所房子使熊瑾玎最感滿意的地方還在于它位于天蟾舞臺（今天蟾逸夫舞臺）后面，可以從天蟾舞臺西側云南路直接到二樓房間，不必經過樓下醫院的房子；萬一出事可以從樓梯撤退出去混入來往的市民之中。租好房子后，熊瑾玎便在門口掛起了“福興商號”的招牌，經營湖南紗布，他就成了這所商號的“老板”。此后40余年，黨內同志和黨外朋友一直親昵地稱他為“老板”或“熊老板”。
福興商號開業后，中央領導人常來這里開會，大都按照當時商人的裝扮，穿長衫，戴禮帽。人到后，熊瑾玎就會搬出一些布匹放在客廳中央的大桌子上，再在旁邊放上算盤之類的東西，萬一會議中間有人進來，開會的人就趕緊裝成看貨議價的樣子。朝西的窗口下另有一張小條桌，負責記錄的人就坐在這里做記錄。
